每个人都是一盘死局里的棋子,大明王朝1566

这部剧分数如此之高,我个人是有些惊讶的。因为这并非是说这剧本身不好,而是因为这部剧的受众群体毕竟是特定的少数人群。然而即使是少数,给它五星仍然是实至名归。
政治的本质是什么?施密特说,政治就是划分敌友。毛主席说,政治就是把自己这边多的人搞得越来越多,把敌人那边的人搞得越来越少。两者的意思是一样的。
但在中国历史上,贪腐和反贪腐,却似乎一直是政治最重要、最核心的表现形式。无论是皇帝大臣,还是普通老百姓,一谈古论今,总是会谈到清官和贪官。似乎只要解决了清官和贪官的问题,政治就清明了,社会就安定了,人民就幸福了。
表面上看,无论是《大明王朝1566》,还是《北平无战事》,都在谈论贪腐的问题。在大明王朝中,海瑞代表的清官体系,与严嵩代表的贪官体系进行了惊心动魄的斗争,很多人觉得这部戏好看,就是因为这个斗争被演绎的十分精彩。
但正如刘和平曾说过:为什么拍历史剧一定要拍盛世呢?我就是要拍衰世,拍嘉靖,拍万历。
他是要表现衰世的贪腐与反贪腐吗?非也!非也!
衰世的困境在于,即使解决了贪官,暂时消除了贪腐,政治仍然会衰败下去。因为,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政治的本质并不是贪腐与反贪腐,而是划分敌友,也就是政治要走何种路线,国家走什么道路。
《大明王朝1566》的真正主角,是嘉靖与海瑞,而不是严嵩与海瑞。严嵩与海瑞的矛盾是贪官与清官的矛盾,这只是表象;只有嘉靖与海瑞的矛盾才是核心的矛盾,即政治的矛盾——大明王朝往何处去。
海瑞要解决的,难道只是一个小小的贪腐问题?不,是嘉靖朝的改革问题。
因此,片尾嘉靖对太子,也就是后来只当了几年皇帝的隆庆说:海瑞是赐给你的一把利剑。
我认为看历史剧有如下的原则:最下等的就是那些戏说,爱情戏;中等的,是阴谋诡计,历史故事;上等的,是政治和哲学。
在这里并非说该剧层次有多高,或者有多文艺。而是因为这部戏最吸引人的地方,是政治斗争和权谋。
我相信对于像我这样涉世未深的学生几乎不会看懂为什么胡宗宪烧掉马宁远的口供,嘉靖为什么临死前赶走吕芳;我也相信在某一领域的专家学者,或是文艺工作者,不屑于徐阶等清流同严嵩一样,对嘉靖依旧迎合,只图自保,似乎整部剧,都只是为了斗争而斗争;至于对那些连为什么挂织造局灯笼买田,就是给皇上脸上泼脏水都不明白的人来说,这部剧更是一帮无聊的丑大叔在搞着稀里糊涂的宫斗而已。
但如果有些政治阅历的人,会发现嘉靖、吕芳、严嵩、徐阶、胡宗宪、赵贞吉,甚至杨金水、沈一石,这些老狐狸的每句话的目的、每个表情的深意都值得细细品读,除了胡宗宪殚精竭虑保百姓外,其他人要么弄权、要么斗争、要么自保、要么和稀泥,就是没人真正干事。而他们的所有举动都直指权利的中心,每一招每一式都深思熟虑,这才是本片最大的看点。我姑且称他为政治烧脑剧,这类剧可谓凤毛麟角。
许多人拿《雍正王朝》、《走向共和》与该剧相提并论,在我看来,其实并不是一个类型的剧,该剧虽也有历史,但讲的却绝非历史,非历史人物传记、非历史事件、非历史时期。该剧是在教你在官场上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如何行动。这是一部将官场学刻画到极致的文学作品。不敢说尽善尽美,但绝对出类拔萃。我虽没看过刘和平简历,但他如果没有这种环境的锤炼,恐怕也很难写出如此成熟的官场文学。在我看来,纸牌屋与该剧倒更为类似,但明显感觉到,美国人的权谋水平,在中国人面前也只能是小学生。
对于这部剧里的人物我也想说两句:个人认为嘉靖是这部剧最成功的人之一。这位天纵奇才的皇帝高深莫测,却又有血有肉。他的阴冷多疑、他的孤寂落寞被陈宝国刻画地淋漓尽致。严嵩是另一个成功人物,何时装傻倚老、何时显露锋芒被倪大红拿捏的恰到好处,与老态龙钟外表和才思敏捷的心机,形成强烈反差却又毫无违和感。吕芳的忠与奸,刻画了领导秘书的常态。徐阶城府深不可测,也带出了像赵贞吉这样一心向上、却毫无外露的门生。可以说,心机颇深的赵贞吉便是现在众多官员的肖像。而胡宗宪也告诉我们:想当个好官,做点好事,除了心正外,还要有高超的政治技巧。如果没赶上好时候,用书呆子那套是行不通的。
当然在我看来,抛开历史不说,这部剧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一是严世蕃,严嵩如此老辣,儿子却如此毛躁,实在不合情理;二是高拱,以嘉靖的性格和能力为背景,如此沉不住气的家伙是怎么成为裕王讲官的?最大的疑问,我认为恰恰是海瑞。周云逸作为一个京官,了解朝廷用度都成了悬案,那远在浙江的海瑞,怎么对朝野之事把握的如此精确?甚至连巡抚衙门的公文都敢撕?高瀚文戴罪回京前,朝局波谲云诡,海瑞作为一个刚升任的七品县令,怎会如政治老手一般,对高瀚文事件拿捏的如此精准?
唠叨了这么多,我只想说这确确实实是一部好剧,要我打分的话我绝对只给满分。这部剧绝对是国剧精品,以后也很难再凑出这么强大的阵容来演出这么严肃、紧凑的电视剧了。这是真正的国剧精品,需要我们反复品味。

宗城/人文社编辑

撰文|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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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国

出品|读书人四爷

直到现在,很多人仍记得腊月的第一场雪,对于中国历史剧作者而言,腊月的第一场雪,别有一层意味。就是在腊月的第一场雪中,伴随着紫禁城的欢声笑语,历史剧《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拉开帷幕。冯保、吕芳、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嘉靖、裕王、海瑞,他们渐次登场,一个个历史人物,在虚构的世界中重演真实。那时很少有人想到,这样一部“枯燥”“乏味”“冗长”的作品,会成为中国历史剧的代表作,而它的出现与惨淡收场,标志着一个历史剧黄金时代的离去。

《大明王朝1566》堪称历史正剧的标杆,其文学性、艺术性、思想性之高,在中国电视史上前无古人,2007年开播至今,尙无来者。《大明王朝1566》的编剧刘和平、导演张黎,后来尽管分别有《北平无战事》和《少帅》问世,依然不能超越《大明王朝1566》。

大雪是《大明王朝1566》的隐喻。第一集,言官周云逸被宦官杖杀,腊月的大雪点点落在血泊里;第三十二集,旁白道:“今天真是严党的好日子。冬至瑞雪,鄢懋卿南巡的白银进京了。”但见严世蕃款款出迎,面有喜色,直叹好雪,此时的他许是不知道,这凛冬的鹅毛大雪,就是上天为他亲自准备的孝衣;到了结局,又是一场雪,嘉靖驾崩,海瑞出狱,纷纷大雪衬得大明王朝如履薄冰,又隐现希望。

《大明王朝1566》是政治宣传的产物。2003年,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吴官正视察海南,参观海瑞墓时说:“海瑞德精神今天仍然深深地感染着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来海南一定要到海瑞墓看看”。

皑皑白雪,引出矛盾。《大明王朝1566》聚焦的矛盾,首先是“银子不够”。纵观张黎、刘和平参与的历史剧,国库亏空往往都是事件发生的引子。《雍正王朝》,黄河发大水,国库缺钱,于是有了四阿哥筹钱救灾,冷面王催逼各大臣;《走向共和》,慈禧太后要修园子,北洋水师要军费,于是有了李鸿章扩大卖官鬻爵、翁同龢克扣军费开支;到了《大明王朝》,皇帝要修宫室,沿海有倭患,北方有鞑子,都需要钱,但国库缺钱。于是有了“改稻为桑”。

时任海口市委副书记的张松林,作为发起人之一,出过一个剧本,但感觉不好。张松林想请《雍正王朝》的编剧刘和平先生创作,后来张松林升任海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找上了张黎和刘和平,“这加速了《大明王朝》的产生”。

为什么张黎、刘和平那么喜欢用钱做文章?盖因钱是中国人的心头宝,也是中国人头上的一把刀,谈钱筹钱,最见得人情关系的复杂,也最见得不同政治集团的扯皮。徐阶老家有万亩良田,他口口声声耽君父之忧,但国家缺钱了,他却是清流模样,舍得砍下层文官的钱,不舍得动自家的肥肉。同理,严嵩一家富得流油,党羽鄢懋卿、罗龙文等人霸占朝廷的肥缺,但国库亏空,他们的法子,是借君父之名,苦一苦百姓。在此,无论清流浊流,都各怀鬼胎。他们已经是固化的大官僚,背后牵扯着庞大的地主阶层利益,成为实际上的既得利益者,他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维护本阶层利益。所以,即便像徐阶这样的开明官僚,也有这虚伪的一面。支撑徐阶的,是他在江浙地区巨大的家族力量和士大夫动员能力,江浙地区,恰恰是明代钱粮重地,帝国的经济命脉。支撑严嵩的,则是皇帝的信任,以及他庞大的“门生故吏”集团,浙江的胡宗宪,就是其中一员。朝廷要倚靠胡宗宪驱逐倭寇,要通过严党的人维持各部门正常运作,所以,在皇帝忍无可忍之前,仅凭清流之死,断断无法动摇严党。

所以,这部剧还有个副标题——《大明王朝1566:嘉靖与海瑞》

那么,严党最后是如何倒台的呢?因为他们贪欲太甚,惹怒了嘉靖。

能把政治宣传品做成艺术,刘和平的这支如椽巨笔,是值得敬佩的。时至今天,任何历史题材的电视剧上映,网上都会有大把《大明王朝1566》的铁粉翻出此剧,比较一番,得出这支标杆未被超越的结论。

浙江贪墨一案,嘉靖姑息严嵩父子,只问罪郑必昌、何茂才等小人物,因为当时国库库存岌岌可危,且文官阶层,不少是严党的人。如时任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所说:“那些管盐的衙门,都是严阁老、小阁老(严世蕃)的人,钱,被他们一层一层的都贪了。上下其手,铁板一块。派人去查,那是一两也查不出来,可只要鄢懋卿去了,他们都会乖乖地献出来。说句伤心的话,大明朝国库的钥匙,一半都捏在他们手里。朝廷要用钱,这道门,只有他们才能打开。”

我趁着暑假,刷了一遍《大明王朝1566》,经典确实值得反刍。写下几点感想,与读者交流。

可严党不但不加收敛,反而日益猖獗,在严党官员鄢懋卿巡盐一事中,吕芳告诉嘉靖,锦衣卫朱七等人一直跟着鄢懋卿的船队,发现鄢懋卿在把银子押回京师以前,还有三条船,这三条船,满载着私藏的两百多万两,一条,驶往江西分宜,严嵩的老家;一条,驶往丰城,鄢懋卿自己的家;还有一条,一个月前装作商船,驶回了北京。欺君罔上,引得嘉靖愤怒:“鄢懋卿,冒青烟!……朕的钱!他们拿两百万,朕分一百万!还要朕感谢他们吗?”

封建王朝政局的周期性动荡

1566年的农历12月14日,也就是公历1567年1月23日这一天,在位45年的明朝嘉靖皇帝,驾崩了。此前的一年,嘉靖政局,暗流涌动,嘉靖帝经营了四十余年的政局,土崩瓦解就在旦夕之间。

俗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每次皇位更迭前后,必要经历一次血雨腥风的政治大洗牌,毕竟老皇帝留下来的重臣,权力太大,就会让新皇帝感到卧榻之侧有他人酣睡,不能安心高枕而卧。而元老重臣们为了特权和性命,也要拼死打击太子党,不行的时候还可能会行废立,历朝权臣废帝的例子不在少数。

1566年正是这一政治周期发作的关键时刻,嘉靖皇帝已经20年没上早朝了,醉心于求仙问药,修道成仙,朝政被内阁首辅严嵩把持,严嵩及其党羽(简称严党)祸国映民,导致当年国库亏空。以太子“裕王”为首的所谓“清流”,包括徐阶、高拱、张居正,趁机打击严党。

于是,清流们斗了几十年的严党,嚣张跋扈盘根错节的严党,因为让皇帝忍无可忍,顷刻之间倒台了。

改稻为桑是不可解的死局

历史剧的落脚点终究在一个“剧”字上,电视剧是艺术,允许虚构。历史重在表达历史观,而不是普及历史事实,所以有人批评该剧于史不合,是站不住脚的。

该剧的主要情节,围绕“改稻为桑”这一国策展开,而“改稻为桑”的国策,就是虚构出来的。

所谓“改稻为桑”,即让浙江农民,改种水稻为桑树,养蚕织丝,出口海外。按照当时的经济环境,一亩稻田能产出1两银子,1亩桑田就能产出6两银子,“改稻为桑”不可谓不是一项好政策,可民间却出现了抵制现象。

这项政策在年初御前财政会议上,由严嵩、严屹宽父子提出,当时国库亏空,他们急于补足亏空,要求一年内要种桑养蚕,并织出50万匹丝绸,然而政策出时,浙江百姓已经插秧种稻,为了推行国策,官府强行踏毁稻苗,改稻为桑。国库亏空,官方不可能给出补助,百姓要为此减少一个季度的粮食收成,面临饥荒,百姓自然抵抗。

地方上的一把手,浙直总督、浙江巡抚胡宗宪看出“改稻为桑”的国策是一个死局,如果推行该政策,可能会造成饥荒和农民起义,内忧必有外患,倭寇也会趁机进犯,天下届时打乱;如果不推行,就是抵抗国策,国库补不了亏空,政府无法运行,朝局也要大乱。

胡宗宪发现,无论推行与不推行国策,他最终都是首当其冲的罪人,考验胡宗宪政治智慧的时刻来临了。但胡宗宪政治智慧无论多高,无非自保,而扭转不了局势。

大明王朝1566年,如编剧刘和平所说:“家国不分、朝廷不分。具体来说,紫禁城乾清宫是分界处,乾清门以外是国,门以内是家;门以外是朝,门以内是廷。明朝皇帝可以不经过法律程序直接在‘廷’内、也就是在皇帝家里,将大臣杖毙。”家国关系是《大明王朝1566》的一个核心点,家有大家小家,小家即普天之下芸芸众生各自的家庭,而大家,在皇权社会的背景下,即中央政权。皇权社会服膺于父权社会,因此在“家”这个共同体里,父是掌握最高权威的那一极。

官僚体系导致贪腐的巨大漏洞

改稻为桑的死局是必然事件,改稻为桑的导因在朝廷体现为“国库亏空”,在民间体现为民不聊生,这是历朝历代王朝覆灭前的共同特征。继续往上归因,根结其实在于一个“贪”字,大明王朝的官僚,自内阁首辅严嵩以下,几乎无人不贪。贪,是人的本性,今天反腐之声高涨,也不外乎官僚们贪腐严重。

人性的弱点,需要制度制约。大明王朝的官僚制度,留有一个巨大的漏洞,导致官员必贪无疑,这一点在电视剧第20集有所提及。

剧中,贪官何茂才在受审讯时说:「朝廷给我们的俸禄也就那么一点,府衙里的开支又那么大,哪个衙门能够靠例银对付公事。赵大人,你也是封疆大吏,你在南直隶当巡抚,仅靠例银,够衙门的开支吗?」赵大人回答「我赵贞吉在哪里为官,也从来不贪。你贪墨巨款,面对圣谕,尚如此猖狂,可见你平日何恶不做!」

这个赵大人,其实没有正面回答问题,转而指责何茂才猖狂。其实,何茂才指出了一个根本问题,在明朝政府做事的人,分官和吏两类,官是有编制的公务员,吏是官聘用的合同工,朝廷只给官发工资,吏的工资靠官发。那么,官的钱又从哪儿来呢?

如果真有一个官廉洁奉公,那他一定贫困交加,海瑞号称是清官,史书记载他老母亲过生日,海瑞才舍得花钱买了二斤猪肉,他的上司胡宗宪听说后,把这件事当做新闻奇谈,到处跟人说海瑞竟然买肉了。

海瑞这种能够安贫乐道的人毕竟不多,为官必贪是大趋势,制度上有漏洞而寄希望于道德,等于把人性放到悬崖边上去考验,它是经不起考验的。

裕王一派,号称清流,一开始为百姓说话,可后来当他们发现,如果改稻为桑引起饥荒和社会动乱,这将成为他们攻击严党的有力工具,转而想趁机放纵内乱。从这一情节我们看到,清流之“清”只不过是他们争权夺利的一种手段,当必要时他们也可以不“清”,可以置百姓死活不顾。

再次印证了,这种官僚体系中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好官。

“父亲—媳妇—儿子”,三者贯穿《大明王朝1566》的故事,有趣的是,这种以父主导、三者并存的情形,在《大明王朝1566》中比比皆是。比如在朝廷之中,是皇帝—宦官—文官,皇帝是君父,宦官是认干爹的儿子,文官是媳妇。事实上,在正史的记载中,嘉靖朝的宦官中规中矩,并没有大的动静。我们听过魏忠贤、刘瑾,但很少听过嘉靖朝的宦官。刘和平之所以特意在故事中加重宦官的戏份,正是为了达成这种“三者并存”的状态,但三者并非互相制衡,而是以君父为主导,三者互动。《大明王朝1566》的宦官不像传统历史剧叙事般被妖魔化,他们未必个个都忠厚老实,但也绝非十恶不赦,他们的善是人性的善,他们的恶也是人性之恶,刘和平没有去刻意写极端的非人之恶,也更没有将这些恶强加于宦官头上。吕芳、杨金水、黄锦都体现了人性之善,他们本质上是皇帝的奴仆,但他们没有泯灭做人的本性。

人人都是棋局之中的一颗棋子

这部剧的好看之处还在于,它摒弃了善恶二元论的人物评价方式。剧中头号坏蛋严嵩,说话行事都是慈眉善目的长者做派,观众很难恨他。严嵩做坏事或做好事,不是因为他是坏人或好人,而是他在那个位置上,就必须做那件事。

严嵩说到底是在为嘉靖皇帝做事,剧中若干次提到不能往皇上脸上泼脏水,可脏水一旦泼来了,怎么办?严嵩需要第一个挡上去。

大明王朝贪污腐败最严重的人是谁?是嘉靖皇帝。他大兴土木,修盖宫室,荒淫享乐,挥霍无度,又要维护光辉伟大的正面形象,不能直接用朝廷的钱,那钱从哪儿来?第八集丝绸商人沈一石的账册上有这样一条「与西域商人商谈二十万匹丝绸贸易,折合现银220万两,悉数解送内廷司钥库。注:无须向户部入账」,这句话意思很明了:有一笔行贿的的钱,没进国家财政部的账,直接进了皇帝的小金库。

国库空了,有皇帝一份责任,严嵩过去二十年有本事弥补这个缺口,至少表面看起来过得去,那么严嵩从中间也捞点油水,皇帝还有什么可说的呢?可如果严嵩堵不了窟窿,那嘉靖帝就会毫不犹豫的抛弃这颗棋子,改稻为桑失败,严党伏诛,就是这个道理。

严嵩也做了不少好事,比如改稻为桑本是个好政策,只不过迫于形势失败了,又如他用人不仅用奸臣,也用胡宗宪那种忠良砥柱,维护国家的安全与和谐。

严嵩贪腐是真,珍惜胡宗宪这样的人才也是真,看似矛盾,也不矛盾。我们打个比方,大明王朝就像一棵参天大树,严嵩、吕芳、徐阶、高拱、张居正无论贪官还是清流,都是攀附在树上的草,他们一方面吸食大树的营养,使这棵树风雨飘摇疾病百出,可他们又怕这棵树倒了,有时还要维护一下大树。

在这盘棋局中,每个人都在做他位置上该做的事。

而媳妇是这种权力结构中最受气的一方,却也是缓和家庭矛盾必不可少的一方。徐阶说:“大明朝两京一十三省,百兆生民,就像这一家的子女,皇上就是这一家的父祖。臣等便是中间的媳妇,凡事但按着媳妇的职分去做,能忍则忍,该瞒则瞒,尽力顾着两头。实在顾不了,便只好屈了子孙也不能屈了公婆。除此以外,别无他法。”可媳妇再能干,也只是裱糊匠,无法打破这一权力结构,家庭有难,媳妇可以缝补,难以挽回。

最后的话

电视剧是结构的艺术,也是节奏的艺术,《大明王朝1566》结构严谨,史观恢弘,46集的篇幅,整体节奏还算紧凑,是电视剧中少有的经典,推荐大家看。

2007年在湖南卫视首播,收视率惨遭滑铁卢,此后再也没有播放过。十年以后的2017,版权到期,重庆卫视和优酷都买了它的版权,2月份已经在优酷上架,本来传言要在重庆卫视重播,可不知为什么没播。不过这没什么关系,观众依然可以上网看。

喜欢历史的朋友,很容易联想到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也是截取了明朝的一个年份(1587年),讲述大明悲剧性前夜的故事。据说,刘和平本来打算为《大明王朝1566》写个续集,就叫《大明王朝1587》,可后来不知道为什么放弃了。

这些都不管了,我先去刷一遍《北平无战事》。另外,我最近爱上了魏晋南北朝史,据说刘和平正在创作《北斗南箕之歌》,讲述北魏孝文帝波澜壮阔的故事,期待吧!

在剧中,罕见能打破这种僵局的是直臣海瑞。有明以来,官场上的群臣,日益看重清流与浊流之分。清流者,如《雍正王朝》之李绂,《大明王朝1566》之李清源等。若说海瑞,确是清流,但倘若将清流视如党派,海瑞又决然不是,天下皆知,他孤身一人,无党无派。正因如此,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大明王朝1566》第二十九集,赵贞吉和海瑞的对峙,颇能反映海瑞的性格。且看台词:

海瑞听罢,正色道:“多谢赵中丞和谭大人的保举,但不知让我们出任知州后,还能为百姓、为朝廷做些什么?”

赵贞吉:“当务之急,是要为胡部堂前方抗倭筹集军需。秋后了,再苦一苦百姓,将今年的税赋,尤其是桑户的蚕丝税收上来。军国大事,百姓也能谅解。”

海瑞:“(突然大声说)那么多赃款不去查抄,还要再苦一苦百姓!(沉默片刻)赵中丞、谭大人,我海瑞这几个月来,作为你们的属下,多有不敬。今后,再也不会了。曹州知州我是绝对不会做的,淳安知县,今晚我就写辞呈。母老女幼,家里几亩薄田,我也该回去种些稻子了。”

读罢,我们想:是海瑞意气用事吗?是他成心要和上级赵贞吉对着干,为了保全自己的清名驳了人家的好意?

不。一直以来,从淳安知县,到审理郑必昌、何茂才,再到这一幕的愤而离去,海瑞都在坚持自己一以贯之的原则,也是刘和平为这一艺术形象赋予的最具恒久性的品质——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刘和平笔下的海瑞,同样和历史人物一样,有封建局限的一面,有君父思想,但不同的是,百姓的利益,成为比君父更上一层的行事准则,海瑞不是不顾全大局,他顾全的是百姓的大局。他愤怒官僚们利用大局的幌子,继续吃着百姓的人血馒头。群臣忙着党争,地方官包庇同侪,皇帝的面子,老师的面子,内阁、司礼监甚至王爷们的面子,每一个都凌驾于百姓之上。官僚们筹措军饷,没有法子,又继续盘剥百姓。海瑞恨自己无法改变这般局面,恨党争不休,盘剥不止,如果他妥协,顺赵贞吉和谭纶的人情,那就意味着,他默认了既定的规矩,他低头了。

但海瑞不会。他“严党要参,皇上要谏,致君父为尧舜,免百姓之饥寒。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所以他敢说:“历来参劾严党者都因牵涉皇室反罹其祸。我看恰恰相反,就是因为他们只敢参严不敢直言天下之大弊,才使得严党能够藏身大弊之后肆行贪墨而不倒。天下大弊不革,倒了一个严党还会再有一个严党!”

朴人

海瑞是一个看似好演,实则难演的角色。

演员黄志忠曾回忆:扮演海瑞特别折磨人,这个角色是走在生死线边上的,最有代表性的一场戏就是结局的一段——海瑞在狱中先后得知嫂子、孩子、皇上的死讯,自己却被赦免了,这种叠加情绪稍微把握不好,就给人一种“用力过度”的感觉。黄志忠谈到那幕戏时说:

“这场戏什么时候拍,一定提前告诉我,给我准备出量来,这样的戏要死人的演完之后。确实演完之后我的心跳达到一百七八十下,很多瞬间细节的东西不是你想象出来的,你设计成演成那样,到时候有感而发,有一根线牵着你往那个地方走。心惊肉跳这个词我是知道的,自己的肉啪啪跳,浑身发麻,从头到脚浑身发麻。”

黄志忠在诠释海瑞时,他首先要做定位。黄志忠将过去的艺术作品对海瑞的诠释,区分为历史形象、文学形象和民间形象,《大明王朝1566》中的海瑞,是照民间形象去演的。而这一民间形象最难处理的一点,是你要将他演得像个“人”,但又要在他身上体现一种超越的气质,一种让观众深深信服海瑞确实可以作为精神榜样的气质。

这样一个精神榜样,首先是孤独的。《大明王朝1566》前,刘和平曾执笔《雍正王朝》的剧本,“雍正”在剧中,同样是一个被孤独感缠绕的形象。海瑞与雍正,一个是自下而上,一个是自上而下,“一个是最高道德境界上的孤独者,一个是最高权威境界上的孤独者”。

刘和平塑造的文学形象“海瑞”,是君本、民本思想的叠加,代表中国传统中最淳朴的一种诉求,且愚且智,就连对其有所嫌隙的清流之士——泰州大儒赵贞吉,也感慨他是周公孔子所推崇之“朴人”。剧中的海瑞,就像大明朝的堂·吉诃德,他在自己的内心深处燃烧着和堂·吉诃德相同的巨大激情;他一心一意为外人眼中荒诞不经的事奋身而战;他要用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去反对现实生活中自己看不顺眼的一切。吉诃德是孤独的,海瑞也将坦然接受孤独的境地。

“一帆风雨路三千,把骨肉家园齐来抛闪。恐哭损残年,告爹娘,休把儿悬念。

自古穷通皆有定,离合岂无缘?从今分两地,各自保平安。奴去也,莫牵连。”

孤独的海瑞,既是清官,也是一个大孝子,但他往往要面临忠孝矛盾下的选择。

《大明王朝1566》有这么一处情节:离过年只剩三天,每个官员却只能两斗米两升胡椒十吊铜钱过年。群情激愤,负责发放钱米的海瑞也无能为力,国子监司业李清源领着百官大闹了广盈库,直闹到户部,人人喊苦。李清源不知,眼前肃然不语的海瑞,日子清苦更甚。他的妻子怀孕不到三个月,他只得将母亲织的布拿到街上贩卖。再过不久,当他前往大兴赈灾,在他眼前的,将是茫茫大雪,满地的饿殍。两京一十三省,多处遭灾,又遭贪墨之人层层盘剥,百姓的日子,一如凛冬般寒冷。

“不能谋万世者不能谋一时,不能谋全局者不能谋一隅。”海瑞有他自己的考虑。他知道,今时今日的局面,根源并不在内阁,找内阁的麻烦,无济于事。海瑞想要雷霆万钧,从病根入手,但他又不是全然无所顾忌之人,他的命,他的名,可以是身外之物,可他的老母亲,和妻子三个月的身孕,却是他心头的羁绊。最终,海瑞的选择是——借机让老母亲和妻子离开京师,将身后事托付给好友王用汲,而自己写下“天下第一疏”,在家早早备好棺材。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满朝文武谁人不知谁人不晓海笔架的执拗。海瑞认死理,贪官墨吏忌惮他,清流也不和他对路。处理浙江贪墨案时,他对徐阶的门生赵贞吉心有嫌隙,鄙其处事;清流李清源策动众御史上书弹劾内阁、通政使司及各部堂官时,他劝止王用汲,莫和他们瞎掺和;群臣共上贺表恭迎嘉靖时,他却备好棺材,呈上一纸《治安疏》。

海瑞的信念被给予精神上的肯定。朝堂上,别人会说他愚,说他急切,说他阎王爷面孔不讲情理,但很少人鄙夷他的初心。不过,这些无法缓解海瑞的苦闷,因为社稷污浊、文治不张、法度不严。

于一个人,真正的大悲哀,恐怕是彻头彻尾的不被理解。这样的人,要么是不合时宜的落伍者,要么是异想天开的超前者。前者,恐怕倾注心力也落得个愚古不化,后者,他所投入的事业不是一人一世所能完成。海瑞的幸福就在于,他也许不被重用,但被理解;他也许艰难前行,但不乏掌声。诚然,海瑞也曾经遭遇过改稻为桑案草草收场式的苦闷,终其一生大明朝的乌烟瘴气也并未消散,可就像罗曼-罗兰说的:“真正的光明绝不是永没有黑暗的时间,只是永不被黑暗所掩蔽罢了;真正的英雄绝不是永没有卑下的情操,只是永不被卑下的情操所屈服罢了。”海瑞更大的幸福就在于,他找到了自己愿意付诸热枕的事业,他确确实实地获取了类似信仰般的执念,这让他不必害怕沉沦堕落,让他有源源不断生活的勇气而敢于面对内在的敌人。
某种程度上,海瑞在世人眼里,已不仅仅是一个直臣,他仿佛被赋予精神象征似的意味。刨除时代局限造就的愚忠,他的正气、执着、廉洁、自律和赤诚,都是超脱时代的精神。一个人显露这种精神容易,不容易的是坚持一生。

只可惜,就像刘和平说的:“万历十五年,这个榜样终于死了。北京所有的官员集体写祭文哀悼他,南京所有的官员写祭文哀悼他,皇帝亲自写祭文哀悼他。这些祭文哀悼的不是一个人的故去,而是一种精神象征的陨灭。”

棋子

海瑞成为道德模范是他的幸运,从他的初衷而言却也是他的不幸。道德模范被人敬仰,却无法被托付真正的重任,海瑞的破坏性也会因道德模范的标识而消解。而在剧中,有一个人与海瑞殊途同归,那就是胡宗宪。

《大明王朝1566》里的胡宗宪,比正史里的胡宗宪更有文臣气质。他是能臣,嘉靖说他老成谋国;他是媳妇,在一个家里充当润滑剂。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最初也许同样有骑士梦,渴望像荆轲一样,为骑士理想而献身。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真正成为骑士的又有多少?留下来的,他们并非泯灭理想,而只是以另一种方式——一种看上去平庸苟且的方式,一点一点构建心中的理想国。

胡宗宪是一个主动皈依于世俗社会行事逻辑的理想者,他做事并非全为自己、为所属党派,他同样有对国家和百姓的关怀,这是他理想主义的地方。但是他做事不像海瑞,不是直捣黄龙、打破秩序,而是在固有秩序内迂回行驶,寻求渐进改良,尽管这种改良并没有制度保障,而只能靠个人的恻隐之心维持。

在中国,很多理想主义者不是像海瑞这样,海瑞很理想,但这种人注定少得可怜,那种为了自己心中的道奋不顾身的意志,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相信自己的道的执念,很少人能坚持。现实的理想主义者更可能像剧里的胡宗宪,“他就像个媳妇。上面有公婆要孝顺,中间有丈夫也得顾着,底下还有那么多儿女要操劳。辛苦命,两头不讨好。”

但是,老成谋国的胡宗宪,却依然输给了现实。在改稻为桑案中,当浙江淳安、建德两县被淹,数十万灾民无家可归,胡宗宪想办法筹措粮食赈济。他首先向户部请求调粮赈灾,可徐阶、高拱却一番搪塞,暗示其无粮可调。而张居正在裕王府私下议事时也说:“户部,是不能给他调粮的。能调,这个时候我们也不会给他调了。”理由是:“干脆让浙江乱起来,就当做我大明朝身上烂了一块肉,这块肉一烂,严党这个脓疮,就到了该挤的时候了。”

而当胡宗宪前往江苏借粮,赵贞吉作为他的好友,也只能这样答复:“一百船、两百船粮,江苏都拿得出,却不能借给浙江。是朝局不容我借给你。”且“两边的人都不愿意我借粮给你”。这两边,一边就是严党,他们毁堤淹田,为的就是逼农民把田地贱卖,好推动改稻为桑、土地兼并。而另一边,正是徐阶一派人,理由,张居正已经说得很清楚。严党、徐党,政见不同,却在某些方面达成了惊人的一致。有趣的是,当严嵩倒台、徐阶升任内阁首辅后,他的儿子徐璠继任工部侍郎,负责给嘉靖修宫观的用度开支,而他的前任恰恰就是严世蕃。

可怜了胡宗宪东奔西走,换来一声长叹息。但是,他更深的悲剧还在后头。改稻为桑案的末尾,当沈一石自焚于府中,嘉靖授意让胡宗宪的徽商同乡接手沈一石的空壳子作坊,胡宗宪知道,徽商一时半会不可能拿出那么多丝绸,到那时,他们肯定会找自己求情,嘉靖一开始就算计好,要通过此事让胡宗宪入坑,便于日后查处。这个坑,胡宗宪爬不出去,嘉靖要查他,为的是给“倒严”铺路。

于是,只要东南平息倭患,飞鸟尽良弓藏,胡宗宪就成为棋盘上的弃子了。但他还是拒绝了严嵩的授意,决定平定倭患。这是剧中的胡宗宪难能可贵的一点,他信奉一句话——“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是圣人教导我们:做事不问可不可能,但问应不应该。”

围城

“金儿,从这一刻起,你不用再装了。三年了,真是苦了你了。现在好了,咱们给太祖爷守灵去了,太祖爷也不会说话,也不会生气,没有人再算计咱们了。金儿,把头发,把脸,还有咱们这只有半条的身子,都洗干净了。从今往后,咱们爷儿俩干干净净的做人。”

这是《大明王朝1566》后半部的经典情节——一声呐喊,水花四溅,宦官杨金水奋力拍打着奔流。他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如今天般宣泄自己的情绪。也许,这就是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天。为了这一天的到来,他足足等了三年。

王劲松老师饰演的杨金水,可能是全剧最具复杂性的一个角色。我们能说,这位宦官坏透了,他阴鸷、狠毒,工于心计。在浙江贪墨案中,他盘剥沈一石,参与毁堤淹田,牵连胡宗宪,肆意贪污,目无法度。我们也能说,他坚韧、隐忍,令人同情。对主上忠贞不二,对朋友感激而愧疚,对芸娘,出于义,出于情,也颇有照顾。

杨金水曾说:“做太监,唯一的天,唯一的云彩就是在宫里,太监没家,宫里就是他们的家。”命运不由他,令他打小就是为主子尽忠的奴仆命。杨金水贪,多少银子流进他自己的腰包,又有多少银子,是为了满足以上面人的私欲。被逼绝路,他为何不一死了之,而选择装疯?真的只是要保全自己的性命吗?需知道,他若一死,事情就会推到他身后的吕芳,觊觎司礼监头把交椅的陈洪,会不会借机攻讦?清流又会不会趁势弹劾?吕芳是杨金水的恩人,在杨金水眼里,他是父亲般的存在,杨金水不敢冒这个险。所以他不能死,他选择疯。他这一疯,江南织造局和内廷的线索也就断了大半,吕芳不会有事,司礼监安稳不变,宫里的体面也就保住了。

就像杨金水自己说的:“我不过是皇上,是老祖宗派到浙江来的一条狗,我得看好这个家!”他只有“半条身子”,很多时候,这“半条身子”还由不得自己。

杨金水是苦命之人,站在岸边的吕芳又何尝不是。侍奉君侧,如履薄冰,所谓的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可十步之内也分明有陈洪般虎视高位的狠角色。时时刻刻,他既要想着保自己,又要想着如何保杨金水,如何保冯保,如何为自己的“干儿子们”留后路。他留给冯保的“思危、思退、思变”,也是留给自己的警示。

知道有危险就躲开危险,叫思危;躲到人家都不再注意你的地方,叫思退;退下来就有机会,再慢慢看,慢慢想,以前哪里错了,往后该怎么改,叫思变”。
宦官就这样夹缝中求生存,在深宫中战战兢兢。可终究,他们不过是皇帝的家奴,是每天哈腰点头的忠犬,皇帝一句话,能让他们生;皇帝一句话,也能让他们死。

在《大明王朝1566》中,皇帝嘉靖的形象,南开大学历史学教授冯尔康先生总结道:“御下有方。”他既非圣君,也非昏君,其实就是个玩弄权术、贪谋私利但善于驾驭、大事不虚的主儿。这可以从一个人事任命看出:

严党垮台,嘉靖重用陈洪,逐步将其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同时贬斥吕芳,发配中都孝陵。

这个变动,嘉靖是有私心的。

两方面,一:陈洪挡唾沫。严党倾覆,替嘉靖遮风挡雨的墙瞬间倒了,压抑已久的清流势必群起,唾沫横飞,必须找一个狠角替自己转移仇恨。吕芳、黄锦是温和派,肯定不行。徐阶的威望镇不住百官,更不消说比徐阶位分低的高拱、张居正,唯有阴鸷狠辣的陈洪可担此任;

二:让吕芳安享晚年。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嘉靖真的是因为忌惮吕芳才贬斥他的吗?我看不然。吕芳是宦官中的老人,跟了嘉靖四十多年,吕芳是什么人,嘉靖能不清楚?嘉靖的心思,吕芳也是明的。嘉靖这个关头把吕芳发配守陵,是让他远离严党倾覆后清流的压力,以及帝位交替引发的政治斗争,使其安享晚年。所以吕芳庆幸,没有谁会再跟他过不去了。吕芳的结局,这时候以经定了。

表面上,吕芳被斗倒,冯保去了朝天观干苦力,陈洪高居司礼监掌印太监,正春风得意。但其实,他是注定悲惨也最没得回头的一位。他鞭笞百官,得罪了士大夫;他奉命领走冯保,得罪了裕王府;他暗斗吕芳,得罪了吕芳的干儿干孙。他这样的狠角,所有人都得罪个遍,其实就是嘉靖用来震慑百官、制衡权力的一根铁棍,但嘉靖对这根冷冰冰的铁棍是没有感情的。用完了就丢。嘉靖龙御归天之日,便是陈洪丧钟敲响之时。

天道

纵观全剧,嘉靖皇帝看似是最聪明绝顶也最具有权力的一个人,他玩弄大臣、满足私欲,甚至幻想修炼成仙,可最终,天子也熬不过命数!

该剧的结尾十分讽刺。大雪纷飞,嘉靖病危,裕王问父亲龙御归天后,自己可用何人,嘉靖先后说了徐阶、高拱、张居正三人,结果,嘉靖这位不争气的儿子问除此三人,还有何人可用,嘉靖叹息:“那就只有天知道了。”

在剧中,嘉靖自以为可以无为而治,凭借自己的御人之术平衡朝野、掌握全局,可个人死生虚诞,再有能耐,身后事又如何把握呢?对于儿子的问题,他又有什么办法?更何况,嘉靖生前看似睿智,却也会被严党的人私下耍弄,圣意反而成为他们中饱私囊的护身符。所以,嘉靖一人终归是治不了的,他的无为而治也只是皇帝的新衣。

一场大雪而起,一场大雪而终。大明王朝的问题看似有所好转,却如同一个轮回。而历史也告诉我们,隆万改革只是没有挽救大明王朝,只过了不到20年就半途而废。《大明王朝》里有很深的对天的敬畏,天不只是王侯将相们的信仰,也成为命运的象征。命运弄人,穹顶之下,更显个人渺小。

可以说,《大明王朝1566》是一部严肃的作品,却也能流露出浓郁的人情味,这种人情味超越政治立场、善恶忠奸、阶级隔阂,渗入到几乎每一个人物的骨髓。海瑞、嘉靖、严嵩、杨金水、沈一石、芸娘,他们首先是人,然后才是直臣、君主、士大夫、宦官、商人、歌女。司礼监值房里,吕芳对冯保说的“为官三思”;浙江总督署签押房,胡宗宪对谭纶的点拨;点点月光下,王用汲和海瑞的惺惺相惜;出皇城后,杨金水在水中的挥臂呐喊;还有严嵩倒台后在六必居的感慨、嘉靖雪夜里的若有所思……大明朝的日光之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活法,交织在一起,就是天下。

如今,《大明王朝1566》与《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并列为国内三大历史政治剧,但是,当《雍正王朝》在电视荧幕循环往复,《大明王朝1566》却在一次别离后,于电视中销声匿迹;当《走向共和》在网络上被讨论地热火朝天,《大明王朝1566》却只能偶尔掀起浪花。如果将三部剧比作三座府邸,那《雍正王朝》毫无疑问,珠光宝气,宾客不绝;《走向共和》也名士荟萃,别有风流;而《大明王朝1566》则门庭冷落,令人叹息。

也许,这是只能有一次的作品,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和。《大明王朝1566》之后十年,历史剧出现了一个衰弱期,直到现在,中国还没有拍出在政治思想深度上超越《大明王朝1566》的作品。这是历史剧的遗憾,但换个角度想,能够欣赏《大明王朝1566》,也是这一代人的幸运,这部作品从创作到拍摄,都付出了巨大的能量,每一个参加的人也都全情投入饰演杨金水的演员王劲松曾回忆:“剧组没有不通读剧本的人,甚至我们的部门,所有工作人员都对每一场要拍的都一清二楚。有个笑话,是某临时演员在现场紧张,可能是没见过这么认真的队伍,结果拍摄时老是忘记台词,站在他身边给他托板的灯光组师傅终于忍不住了,就用湖南话(湖南人不会普通话)给他提词,提的竟然一字不差。”

这么好的演员,这么好的氛围,交融在一起,才有《大明王朝1566》的成功,只可惜,就如同许多伟大的作品一样,它比时代多迈出了那么半步,所以受到了冷遇。王尔德说:“梦想家只能在月光下找到自己的路,他的惩罚是第一个看见黎明。”但总有一天,时间会给予他们最准确的评判。而这,也是《大明王朝1566》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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